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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得罪了新旧文人的革命委员会，在关内的舆论中几乎就成为了和袁世凯狼狈为奸的革命背叛者形象。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之后，逃亡海外的革命党一开始还是感激革命委员会的，至少有着革命委员会的出面，他们在家乡的亲戚和财产总算是没有被株连进自己的案子。
但是随着革命委员会轻易的击败了北洋第五师，并迫使袁世凯不得不承认了革命委员会对于胶东三府的治权之后，许多在国内失去一切的国民党人就开始对革命委员会产生不满了。
他们的不满来源于两点，第一个是陈其美的死亡，许多人认为是革命委员会逼迫其去巡捕房自首造成的，此时国民党人已经自动忽略了陶成章的死亡原因，只记得革命委员会迫害了本党的得力干将；
第二个就是，明明革命委员会有着这样强大的力量，居然不响应孙、黄两位领袖的革命号召，导致国民党孤掌难鸣丢掉了国内所有的实力。而更为可气的是，革命委员会还趁着北洋分散了力量，硬生生的从袁世凯嘴里掏出了一块肉。这不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吗？
于是除了革命委员会的治下，其他地方的舆论都是一边倒的抹黑着革命委员会。当然在若干年后，这些抹黑造谣的文章又会被当做历史资料来证明，革命委员会是如何如何的恶劣，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的领袖们是如何因为人格高尚，所以才斗不过毫无底线的革命委员会。
不过现在么，对于充满了悲情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革命委员会的行为倒是让他们看到了中国将要沉沦下去的最后一根稻草，不管之前革命委员会的名声有多么坏，现在只要他能够抗击日英联军，维护山东的主权，那么革命委员会就是好的。
特别是在北京当局放弃了自己的责任，采取了和前清一样的装死外交后，中央政府的权威遭到了空前广泛的质疑，这个时候有一个地方势力站出来表示要采取和中央政府相反的立场，不管他做不做的到，首先这种勇气是得到了中国各界的称赞了。
因为听到了这一点振奋人心的消息，几人才觉得肚子确实有些饿的发慌了，七手八脚的把邵飘萍带回的红豆馅饼分食了干净。这才有人提出了一个疑问：“这革命委员会虽然敢站出来和日英联军拼命，但是他们到底能坚持多久？先不提英国，光是日本所拥有的军舰和武力，我国恐怕也难抵挡的住吧？”
“打不过也要打，难道还要眼睁睁的看着日本人和英国人把山东当成战场吗？交战双方在中立国的领土上开战，哪有这样的先例，这就是赤裸裸的入侵。要是这样都没有人敢起来拼命，中国不就完了吗？我们可不就成了朝鲜人了吗？”
“对，吉安兄说的对。被日本和英国这样羞辱，我们都不同他们拼命，那么今后还有谁能看得起中国人？我决定了，我要回国，去山东投军去，不能让革命委员会孤身应战，这是四万万中国人的战争，不是革命委员会的战争。”
“子善，我和你一起回去，要是国家都亡了，还念什么书。我现在就去订船票…”
看着几位同伴群情汹涌，邵飘萍赶紧出声安抚道：“子善、阿雄回去倒是不妨，吉安和学仁兄还是留下吧，你们距离毕业也就剩下一年不到的时间了，现在回去未免可惜了。
再说了，眼下时局还没有坏到大家想象的那种程度，我看日人的报纸对于革命委员会虽然口诛笔伐，但是几乎没有什么报纸认为可以轻易消灭革命委员会的，倒是有不少文章认为革命委员会狡诈凶悍，切不可当成无能的清国军队或北洋军看待云云。
所以，还是让我和子善、阿雄先回去看看，等我们看看山东事件到底会如何发展，到时再写信给两兄斟酌是否要归国，你们看如何…”
此时的青岛，从龙口返回的沃尔贝克少校正在向瓦德克、张榕、张孝准等人讲述自己的作战修改计划：“想要在龙口阻击日军登陆，我看是行不通的。因为那里缺乏炮台和大炮，而日军的军舰却可以轻易的摧毁在岸上修建的简陋工事。如果我们坚持原先的计划，就是等于让士兵白白去送死。
我们应该放日军上岸，然后控制丘陵地带，让日军只能朝着平度方向前进。然后尽快派人收购道路两侧的未成熟庄稼，撤走邻近道路的村子，确保日军无法从本地获得补给。
接着以小股部队分散于远离道路的地区，确保日军无法派出小股部队深入内陆获取物资，也无法从当地的民众那里获得情报，但是我们应当尽量避免和日军进行任何形式的决战，我们的部队存在于日军的侧面，迫使日军不断分散兵力，就是成功。
龙口到平度100多公里，我们至少可以设置5-6道防线，每道防线支持2周，日军想要看到平